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

本書收入余英時先生在1980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，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、意義等面向，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。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「過去」與「中國」；作者觀照中、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，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（中國知識人求「內向超越」，西方則是「外在超越」）。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「現代以後」（post-modern）價值轉向的今日，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。 書中旁徵博引，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。拿科舉制度來說，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，因而有幾分「代議制度」的味道；宋人歐陽修、司馬光在「選賢唯才」（近似「全國聯招」）或是「逐路取人」（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）上，立場相左，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（歐陽為文化薈萃、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，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）。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「罷黜百家」，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，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「五經」（詩、書、禮、易、春秋），而非以「五經」為不二規臬的「儒術」。 又如，共產黨深知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」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，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「只辱不殺」，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（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，行不得）。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，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、「黑心」商業屢見不鮮，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。 余英時先生更精闢指出，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，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，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。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──相對於國家（state）的權力而言，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。此一見解，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。